春秋時期（前770—前476）是中國歷史上大動蕩、大變革的重要時期，社會政治、經濟、軍事和文化等方面都發(fā)生了根本性的變化，整個社會呈現出了全新的面貌。隨著生產力的發(fā)展，一些諸侯國中出現了一批極具革新意識的政治人物，他們從各自執(zhí)政的實際出發(fā)，針對傳統(tǒng)“禮治”和當時制度的弊端，進行改革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法律主張。其中，中原地區(qū)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鄭國的子產和鄧析，他們也是法家的先驅人物。
春秋時期的鄭國素以商業(yè)發(fā)達聞名于世，鄭國的都城新鄭則是當時中原地區(qū)的商貿中心。鄭國的富商巨賈經常在各諸侯國之間從事各類商業(yè)活動?！俄n非子》中所講的很多有趣故事，如“鄭人買履”“買櫝還珠”等，就發(fā)生在鄭國的大街上。商品經濟的發(fā)達自然催生了對體制變革的要求。中國歷史上“工商食官”的制度首先在鄭國被突破，中國歷史上的“自由商人”也首先在鄭國出現。鄭國的變革代表了春秋時期中原地區(qū)的新變化。在此變革過程中，法家思想開始在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區(qū)萌芽，為戰(zhàn)國時期法家作為一個重要學派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子產
子產（？—前522），姓公孫，名僑，字子產，一字子美，鄭穆公之孫，貴族子國之子，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，被譽為“春秋第一人”。鄭簡公十二年（前554）為卿，二十三年（前543）任鄭國執(zhí)政，相鄭簡公、鄭定公二十余年，卒于定公八年。子產在鄭國主政時期，審時度勢，對內進行改革，對外周旋得當，內政與外交方面均取得了出色的成就，使得鄭國國力大為增強。子產在春秋末期社會大變革的潮流中，主動適應新的生產力要求，進行了一系列較為激進的帶有法家色彩的改革。由于子產沒有著述傳世，他的相關事跡及思想主要見之于《左傳》《史記》《國語》等典籍中。
子產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社會急劇轉變的大動蕩時代。當時周天子的權力基本喪失，土地王有的井田制遭到嚴重破壞，各大諸侯國對外競相爭霸，互相間進行緊張的兼并，以擴大自己的采邑范圍和政治權力。鄭國國內面臨著奴隸、平民的反抗和新興地主勢力的興起，貴族之間內訌不斷，即所謂“國小而逼，族大寵多”，在列強夾縫中艱難生存。面對新舊各種社會矛盾，子產站在時代的前沿，從解決內部主要矛盾著手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，推行了一系列治國方略，大力發(fā)展生產，相關改革措施集中表現在“作封洫”“作丘賦”和“鑄刑書”三件事情上。
子產在其執(zhí)政的第一年便“作封洫”，即“田有封洫，廬井有伍”。所謂“封”指田界，“洫”指灌溉的溝渠，“田有封洫”就是對原來的井田溝洫進行整理，重新劃分田界興修水利。這一措施改革傳統(tǒng)的井田制，重新劃分地界，明確各家的土地所有權。田界變化了，建基于其上的“廬井”戶籍制也隨之變化了，即把個體農戶和居民按“伍”的方式編制起來，加以管理和征收賦稅。這些改革起初遭到一些人的抱怨和反對，民間謠言傳道：“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疇而伍之。孰殺子產，吾其與之?！辈贿^，政策實行三年后，改革反倒受到了贊揚，“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。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。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？”這充分說明，子產的改革是合乎民心、順應歷史發(fā)展的。
前538年，子產又推出第二項改革措施——“作丘賦”，即把軍賦寓于田畝之中，使之與原先的稅合二為一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軍賦，進一步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。這項改革同樣遭到了貴族們的反對，紛紛指責“丘賦”制沒有遵守原先的法度，是由個人的意愿決定的，如果肯定了個人意愿的合法，尊卑上下的等級秩序就無法得以維持。子產予以回擊，認為“作丘賦”合于禮義，并表示“為善者不改其度”“茍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”。實行丘賦不僅加強了鄭國的軍備，而且有助于社會生產關系的發(fā)展。
子產執(zhí)政時最著名的舉措則是“鑄刑書”。在改革田制和賦稅的基礎上，前536年，子產把自己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公布于眾，該措施開創(chuàng)了古代公開成文法的先例，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社會震動，引發(fā)了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第一次禮法之爭。雖然成文法早在此前已經出現，而且有一定程度的公布，但那時的法律是不系統(tǒng)的，公布的內容也由統(tǒng)治階級任意把握，當法律的內容對統(tǒng)治有利時，統(tǒng)治階級便公布，以便“民知所避就”；而當法律的內容對統(tǒng)治不利時，統(tǒng)治者便會秘而不宣，這樣就能夠使被統(tǒng)治者經常處于“刑不可知，則威不可測”的極端恐怖之中。但是到了春秋時期，由于社會經濟不斷發(fā)展，人民力量逐漸壯大，奴隸主這種舊辦法已經難以繼續(xù)下去。同時新興地主階級也要求制定與公布成文法，以限制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和保護自己的經濟、政治權利。子產鑄刑書，正是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的這種需要而采取的一項革新措施。
刑書剛剛公布就遭到了保守勢力的反對?！蹲髠鳌ふ压辍酚涊d了晉國貴族叔向對子產“鑄刑書”的批評：“昔先王議事以制，不為刑辟，懼民之有爭心也……民知有辟，則不忌于上……民知爭端矣，將棄禮而征于書，錐刀之末，將盡爭之?！笔逑虺浞终f明公布成文法對于奴隸主貴族確實是不利的，所以叔向把它視為亡國的征兆，并對子產提出警告。但子產沒有接受叔向的意見，他回信指出“僑不才，不能及子孫，吾以救世也”，意思是鑄刑書是鄭國形勢發(fā)展的迫切需要，這樣做的目的，正是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。
雖然子產“鑄刑書”之舉動主要是為了“救世”，但這在中國法律史上卻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。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“禮治”傳統(tǒng)，使奴隸主貴族任意刑殺的特權受到了限制，為后來的“法治”創(chuàng)造了有利條件。雖然子產所公布刑書的內容已不可知，但他將其鑄在鼎上，“若欲變法，必先毀器”，法律也就有了一定的穩(wěn)定性。雖然刑書的內容不可避免地要包含統(tǒng)治階級的特定要求，但法律作為一種文字記載，表明了人們所享有的權利及承擔的義務，具有一定的客觀性。公布成文法推動了其他國家法制的發(fā)展，拉開了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公布成文法活動的序幕。在此之后，各國紛紛進行變法改革，頒布成文法成為一股潮流。
在統(tǒng)治人民的治國方法上，子產還強調對老百姓既要進行教化懷柔，又要實行嚴刑峻法和暴力鎮(zhèn)壓，第一個提出了采用“寬猛相濟”的策略。根據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》記載，他認為“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則多死焉；故寬難”。不過，通觀子產在鄭國的行政，他仍是一個“以寬服民”的“有德者”，所以子產去世后孔子評價其為“古之遺愛也”。后世儒家主要繼承和發(fā)展了他的“以寬服民”的思想，孔子更是據此得出了“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”的結論；法家則主要繼承和發(fā)展了他的“以猛服民”的思想，并進一步發(fā)展成為一套輕罪重刑和“以刑去刑”的理論。子產治鄭大大提高了鄭國在諸侯國中的地位，其改革舉措和思想影響深遠。春秋時期子產走在了時代的前列，無疑是當時河南法律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。
鄧析
鄧析（前545—前501），春秋末期鄭國（今河南新鄭）人。他在政治上也比較活躍，子產執(zhí)政時曾任鄭國大夫，提出“名辨之學”，又是一位具有早期法家思想的社會活動家。鄧析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反對“禮治”的思想家，反對將先王作為自己效法的榜樣?！盾髯印し鞘印氛f他：“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?！痹谒挠绊懴锣崌破鹨还筛镄碌睦顺?，對新舊貴族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脅。前501年，鄭國執(zhí)政駟歂處死鄧析，但其所著的“竹刑”則被引為國家的常法。
相傳鄧析還著有《鄧析子》一書，學者多認為其內容摻雜多家說法，很可能為后人偽托?！端膸烊珪穼⒃摃鴼w入子部法家類?！多囄鲎印贩譃椤稛o厚》篇與《轉辭》篇兩部分，《無厚》篇所強調的是君主與臣民的共生關系，勸勉君王治國時應該以平等的心對待臣民，歸結到最后就是無厚，是民本的反映。而《轉辭》篇主要強調“緣身而責名，緣名而責形，緣形而責實，臣懼其重誅之至，于是不敢行其私矣”，也就是君王對官員的控制。
鄧析對子產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政策并不滿意，曾經“數難子產之治”。他雖贊同子產“鑄刑書”公布成文法，但是對子產公布的刑書內容卻持否定態(tài)度，多有批評。他還自編一套更能適應社會變革要求的成文法，刻在竹簡上，被稱為“竹刑”。竹刑的具體內容我們現在已不得而知，但從后人的評價來看，它體現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期望和要求，意義重大。一方面“竹刑”是“欲改鄭所鑄舊制，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”，即不效法先王，也不接受國君的命令，侵奪貴族統(tǒng)治者的立法權。由熟悉法律的專家根據經濟發(fā)展的需求，制定維護商人和平民基本權益的成文法，并以此作為判斷是非曲直和定罪的標準，要求“事斷于法”，維護法律的最高權威，這是成文法從性質到內容的一次重大變革；另一方面“竹刑”取材容易，刻寫輕松，攜帶方便，更有利于法律的傳播與普及，無疑是成文法形式上的一大進步?？梢哉f，鄧析創(chuàng)制的中國第一部私人成文法“竹刑”，無論內容上還是形式上，都勝過了官府“鑄刑書”的成文法。
鄧析還如同孔子一樣打破“學在官府”的傳統(tǒng)，創(chuàng)辦私學，聚眾講學，講解和傳授法律知識和訴訟方法。他還善于幫助別人代理訴訟，并根據案件大小和復雜程度收取訴訟費。據《呂氏春秋·離謂》記載：“（鄧析）與民之有獄者約，大獄一衣，小獄襦袴。民之獻衣、襦袴而學訟者，不可勝數。以非為是，以是為非，是非無度，而可與不可日變，所欲勝因勝，所欲罪因罪。”鄧析熟悉法律，能言善辯，達到了可以主宰訴訟勝負的境界。有人稱他“操兩可之說，設無窮之詞”，民眾對于他的成功十分敬佩，在其影響下鄭國出現了一股新的思潮，結果造成鄭國“大亂”，對當時的統(tǒng)治者造成嚴重威脅。最后鄭國執(zhí)政者駟顓不得不殺了鄧析，但其“竹刑”的內容還是得到了執(zhí)政者的認可。
鄧析根據當時的社會條件，提出了一套自成體系的法律學說并身體力行加以推廣實踐，打破了官方對法律知識和司法工作的壟斷，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創(chuàng)舉，為后來法家的興起創(chuàng)造了條件。（本文選自《河南法律史》）
